自由主义坚守“治理总是过度了”这个原则立场，倡导“有节制的治理”，反反复复询问同一个根本问题：“为何必须治理?”自由主义要询问治理活动达到其效果的计划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因此，自由主义批判也就总是与对社会进行的新质疑密切相联系。如果说以国家利益为名而实施的治理逻辑地融涵了国家的存在直接确保了治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最大效果，那么，自由主义则是以社会的名义，以与国家处于内外复杂关系之中的社会的名义，来询间为何必须要有治理，又如何放弃治理。“正是既作为状况又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使得我们能不再提问如何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进行最大可能的治理?”，而代之以设问为何必须治理？””①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根本上都取决于社会，而不取决于国家。
福柯也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从未被实现的乌托邦，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对以往陈腐的、不合理的、被滥用的治理实践进行批判的工具，一种对治理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形式。苏维埃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的干预政治论都是过度治理的集中体现，三者的共同问题就是看不到市场机制的经济治理能在法律与自由之间左右逢源。尽管对市场合理性及其功能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无论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还是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无一例外地批评了“二战”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规划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过度治理的种种后果。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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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