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那是因为自由无处不在。
而无处不在的自由也意味着自由主体针对权力关系的抵抗无处不在。
显然，福柯并不是一位悲观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说福柯批判哲学国家在动机与效果之间形成了一种悖谬关系，从而强调哲学履行其本真使命、抵抗牧领权力的重要性，那么，福柯对国家哲学的讨伐就直指其是造成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枯竭的罪魁祸首。
福柯不仅不能接受哲学国家，而且也不能容忍国家哲学。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哲学从根本上直接导致了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和枯竭。
第四节 与马克思的歧异
福柯对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这个问题的回答表明了他与马克思之间的根本分歧。福柯认为：作为国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政治想象力的贫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涉及福柯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又在什么程度上成了当代政治想象力贫乏和干涸的理论根源。福柯自己所提出来的理论又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呢？
福柯强调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个具有与其他历史存在相同的历史性的人物，是一个正确无误地解释了某些事情并作为历史事件的无可置疑的存在。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既不能加以摆脱，也不能加以消除。而马克思主义就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基础意义上的权力样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科学、预言科学和国家哲学，是一种具有强制性效果并相关于某种真相的动力学。马克思主义一旦离开政治运动、政党和国家便无法生存和运作，同时，国家也需要作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依然是判断国家哲学存在与否的分界线。法国大革命以前的国家始终奠基于宗教之上，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国家则奠基于哲学之上。福柯的结论，作为科学话语、作为预言、作为国家哲学或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权力关系内在地相关联，形成了权力关系的动力学。①摆脱国家哲学，就是要摆脱与实施着三重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权力关系的动力学。福柯的立场是：我们既要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9世纪所起的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又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作用典型地是19世纪的并且只能在19世纪发挥出来。于是，那些与马克思的预言特征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就必须被减弱。由于马克思并非真相的决定性持有者，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权力样态所施加的影响就必须被弱化。由于马克思主义只作为政党的表述而运作，从而看不到重大现实社会生活问题所具有的政治维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的表述而表明的权力关系也同样必须被削弱，以便凸显医学、性、理性和癫狂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蕴。西方知识分子、学生、犯人等发动的抗议和反叛运动，苏联东欧国家的批评活动，都使福柯看到了摆脱作为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契机。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突变实践已经验证了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所作出的预言和分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对与马克思本人的话语相联系的权力所作的表述模式，福柯认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人的最低职责就是，要凭着完全不受制于马克思的真实情感，去系统地检验每一个这样的表达模式。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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