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比较了戒训与君主法律的不同之处。戒训着重于建构一个封闭空间来组织和处理群体多样性，严密控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实施禁止/允许这种具有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法律规范，使得权力机制在这个封闭空间内充分运转，因而戒训是向心的。戒训建筑起一个空间并把诸要素之等级和功能分配当作关键问题来看待。如果说君权干预作为能自由行动的法律臣民之个体，那么戒训干预的则是作为多种多样的能有成效的机体之个体。如果说君主的法律是在想象中运作，通过想象禁止不可做的，那么，戒训则是在现实的补充中运作，在戒训空间内构建强制性的规定、义务。戒训造就的个体主要并非是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而是严密的层级监视(surveillancehiérarchique)、长期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以及作为此二者的结合的检查(examen)的对象和工具。每个人都处在一整套由规则编织而成的监视与惩罚的罗网之中，成为戒训调教的驯服身体。“工厂、学校、军队都服从于一整套有关时间(迟到、缺席、工作中断)、活动(疏忽、粗心、冷漠)、存在方式(无礼、反抗)、话语(闲聊、蛮横)、肉体(“错误的”姿态、不相符的姿势、不整洁)、性(放纵、猥亵)的微观惩罚。”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 174.
②Ibid., 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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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bid., p.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