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观念史家们乐意把一个完美社会的梦想归于18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学家，福柯则向我们指出18世纪社会也有一个军事梦想：“其根本参照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所精心附属的齿轮，不是原始契约，而是永恒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矫训，不是公意，而是自动温顺。”②个体是由戒训这种特殊权力技术制造出来的一个实在，个体在有关身体的解剖政治中成了权力与知识的相关因素。在18世纪，知识与权力同时取得进展，权力实施的对象也是知识认识的对象。戒训权力的增长以及权力关系的提炼在医院、学校、工厂等机构中促成了某种知识，如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劳动的合理化。而新知识的形成和积累又扩大了权力效应。如是，知识的形成与权力的增强依据一个循环过程而有规则地相互加强。换言之，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新模式可通过知识的戒训化/学科化(disciplinarisation)而得到规划。戒训运作时，分配和解析、监视和理解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协同一致的。“discipline”一词兼有“戒训”和“学科”的双重含义。当涉及身体时，它是指“戒训”；当涉及知识时，它是指“学科”。无论是“戒训”，还是“学科”，都离不开“规则”作为其核心标志。福柯发现涉及身体的惩戒技术不仅导致了知识的合并，而且还分离出可能的知识领域。在国家直接或间接的干预下，知识作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赌注和工具，大多经历了挑选、规范化、等级化和集中化这四个运动。18世纪是知识成为学科的世纪。从学科化的知识出发，福柯就能表明知识繁荣的新形式、新规则性以及科学的限制是如何出现的。科学，作为一般领域，作为对知识的学科管治（police disciplinaire dessavoirs)，同时接替了哲学和精确科学的设想(mathesis)。哲学随着知识的学科化而失去了其在科学和知识进程中创造和奠基的作用。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10.
②Ibid.,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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