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敞视这种权力形式已不再像其初期那样主要是消除危险、约束个体的消极力量，现在这种权力具有生产性扩充这种积极的特征得到了集中印证。这种权力不仅没有抑制社会力量及其进步，反而在增强自身的同时也增强了社会力量。如军事戒训增强战斗力，工厂戒训提高生产力，学校戒训提高认知力等。这些造就各等有用人才的戒训“趋向于安置在社会最重要、最关键、最具生产性的部分之中；它们与某些十分重要的功能相联系：工厂生产、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战争机器”③。那么，权力增强器如何同时也是生产倍增器呢?福柯认为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权力可以在社会基础中以尽可能细微的方式不停地稳定运作在身体的细节、运动、力量和空间关系上。这种关系的和多重的权力之最大强度，并不是在国王身上，而是在这些关系能加以个体化的身体之中。17、18世纪，全景敞视这样一种轻便有效的戒训机制遍布西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和管治机关都通过戒训来管治全体居民，福柯大致所称的“戒训社会”(sociétédisciplinaire)也就形成了。
管治要确保用戒训来统治全社会，因为戒训确保权力关系细致入微地布局。在福柯看来，一个中央集权的管治之组织长期来一直被看作最直接地体现了王权的专制主义。虽然管治这种制度按照国家机器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且与政治统治权的核心直接相联系，但管治在权力实施、机制运作以及这些机制所针对的要素这些方面却都是特定的。管治面向全社会，时刻关注个人言行的细枝末节、社会机体的基本粒子。有效的管治必须仰仗一种持久的、穷尽一切的、无所不在的、能使一切可见的监视手段，旨在使民众习惯于秩序和服从。管治要比司法制度更能与戒训类型的社会结成一体。18世纪的管治除了传统的司法、政治功能外，又增添了一种戒训的功能。“这是一个复杂的功能，因为它把君主的绝对权力与分散在社会中的细小权力机构联系起来；因为在戒训的这些封闭的不同的机构(工厂、军队、学校)之间，该功能展开了一个中间网络，并在这些机构不能干预的地方进行干预，为非戒训空间制定戒训。”①而管治机构在18世纪的组建又认可了戒训这种权力类型可推广至国家的范围。监狱、学校、医院、家庭，甚至行政机构、国家机器，各种机构或制度都出于不同目的而使用了作为权力类型的戒训，使用了戒训所包括的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和目标。
第七章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41.
② Ibid., p.242.
③Ibid., 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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