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福柯很清楚戒训社会的形成与一系列经济的、法律一政治的和科学的进程相联系。②18世纪人口的激增、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费用的增加，都需要增加利润。戒训具有的以下三个目标顺应了当时的这个历史形势：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行使权力，使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加以尽可能地扩展，把权力的“经济”增长与受戒者的驯服性联系起来。而无论是封建权力的残余，还是君主制的行政管理机构，还是地方监管机制，甚或这几种的混合形式，都不能符合当时的历史形势。鉴于这些以往的权力机制主要是通过“抽取—暴力”(prélèvementviolence)原则来运作的，而戒训则是通过“温顺—生产利润”原则来运作的。无论是工厂里财富的生产，还是学校里知识的生产、医院里健康的生产、军队里毁灭力的生产，都是为了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在驯服的身体上获取最大的功效。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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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5, p.250.
② Ibid., pp.25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