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诉诸戒训的管治，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巨大的行政统治权政体的发展才能体现和理解戒训的组织、实施以及17世纪和18世纪初戒训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军队、工厂等)。
在福柯看来，不仅人口是由以国家理由为名而运作的管治实践而被置于整个政治思考的中心，而且只有当人们设法治理人口时，戒训这种管治的手段才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和最高的价值。在17世纪奉行国家理由的管治思想和实践中，虽然人口并未完全缺席，但国家的目的、财富、幸福都在于国家本身，而不在于人口。国家理由是国家与其自身的关系，是国家的自身表现。人口只是隐约在场、被附带提及、稍稍涉及。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人口这个政治生活、政治思考、政治科学的中心概念才整个被确立起来。国家的功能在于如何适度管治人口，如何更好地让个体相互共存和交流，实现人口的幸福和国力的增强。国家在行使这种功能时，不再诉诸一整套严酷的法律，而是仰仗主要包括统计学在内的一整套技术知识。国家要了解和掌握某个特定时期国家自身的力量、人口状况和其他各种资源，“让个体的幸福成为国家力量”①，实现人口幸福与国力增强之间的有机结合。
近现代国家的管治始终游走在个体主义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这两种政治合理性之间。18世纪欧洲涌现的新治理艺术其实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自由主义作为新的权力技术不同于17世纪的戒训技术对身体的关注而把人口这一“集体的主体—客体”②(sujet-objetcollectif)作为管治的最终目标，并设法基于对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了解和研究来管治人口。自由主义之作为基于“放任”原则之上的治理合理性，成了福柯1979年系列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的主要论题。
无论是语言交往关系、情感关系，还是制度关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方操纵另一方的权力关系；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权力关系的存在和维系却必须以个体自由为必要条件，权力运作总是伴随着反权力的回应；权力不仅有消极禁止的特性，不仅抑制话语和实施规章，而且更有积极生产的特点，生产话语和提高效能；管治权力是积极的策略游戏、自由之必要的张力。这些都是福柯管治思想的精粹，他从事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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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