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17世纪初，政治家们以国家名义的理由确立了管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确定了治理理由应有的和特有的理性原则和盘算范围，从而使国家摆脱了中世纪和16世纪有关君权的宇宙神学统治。一个多世纪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确立起来的管治这种治理形式却被经济学家们以经济之名为理由确立起来的全新治理形式所修正、改变。“经济理由并未取代国家理由，而是赋予国家理由一个新内容，并因而也赋予国家合理性新的形式。”②虽然我们仍然处在国家理由的秩序中并通过施行对外空间平衡和对内秩序平衡来增强国力，但治理术的重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标志着西方治理术在近现代发生了重大转向。
18世纪管治实践重心从身体转向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身体的管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隐退了，并不意味着人口社会不再存在戒训了。其实，统治权、戒训和人口这三者同时存在于近现代社会生活之中，只是在某个时期某个要素起主导作用而已。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人口社会又代替戒训社会的历史。尽管治理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但18世纪新治理艺术的诞生并未消除统治权，而只是使得治理艺术不再需要像在16、17世纪那样从那些统治权理论中推导出来，并使人们弄清楚人们能把何种司法形式或制度形式或法律基础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统治权。同样，新治理艺术也未消除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54.
② Ibid.,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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