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为实现国强民富的最高治理目标，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实践发生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的重大转型，治理的对象、治理的技艺、治理的实践、治理的程度、治理的合理性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作为当代政治理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之一，福柯的治理理论在阶级、社会、国家、治理实践等重大问题上与马克思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并引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治理术的关键点。
探讨西方治理史和治理技艺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学术使命。按照福柯对治理理由、治理原则和治理实践的分析，西方治理史大致先后经历了这样四个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执政官时期、基督牧领权力时期、基于国家理由①(ratio status)的管治主义时期、基于自然现实即尊重市场的自由主义和聚焦市民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这是治理焦点逐步从宪政转向经济、转向社会的历史，也是治理实践逐渐得以合理化的历史。当然，福柯并不热衷于研究现实的治理实践，而是“研究治理技艺，也就是说，研究最佳治理的审慎方式，并且同时也是研究对可能最佳的治理方式所进行的反思”①。
①纠缠于“raisondEtat”究竟应该翻译成“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这样的讨论似乎没多大学术价值，因为与其他西文语词一样，法文“raison”一词多义，“理由”、“理性”、“情理”等词义兼而有之，任何取其一义来译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笔者权衡再三，勉强选择了较为中性的表述“以国家名义的理由”或“国家理由”，而舍弃有点过度诠释的表述“国家理性”。再则，从福柯所勾勒出的治理史来看，与“国家理由”相对的不应是“公民理由”，而是“自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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