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需要理由。治理者进行治理以及治理到何种程度需要理由，被治理者接受治理以及对此治理接受到何种程度也需要理由。治理者应依据何种合理性、何种算计、何种想法对人进行治理？治理理由(ratiogubernatoria)是什么?治理理由是出于国家本身，还是出于治理对象的自然本性，决定了治理实践、治理技艺、治理术的不同目的、不同内涵和不同效果，总之，决定了治理活动具有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在西方近现代治理史上，治理理由从国家转向自然现实在福柯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此种转型对于逐步实现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的合理化，从而最终实现国强民富的治理理念是至关重要的。而福柯对此种转型的论述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西方治理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对于我们思考当下的治理策略和实践乃至展望今后的治理道路也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节国家理由
如果说希腊人以城邦的名义进行治理，罗马人以共和国或帝国的名义进行治理，那么，16世纪末的西方人则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管治，国家理由似乎至高无上。16世纪和18世纪是西方治理史上的两个分水岭，治理理由从性质上看先后经历了宇宙学的、神学的、宪政学的和经济学一社会学的。鉴于在16世纪以前，人们往往把治理的必要性归于维护某个宇宙的、自然的、神灵的秩序的必要性，而从16世纪起直至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者往往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治理，把这种治理看作国家为了自身的完善和幸福这个目的而实施的持续的创造行为，并在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领域主要使用管治这一治理技艺。福柯并不认同国家及其一整套制度诞生于1580—1650年间这样的荒谬说法，并设法从治理术的历史内部、从权力实践领域内部来聚焦国家的崛起这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从而强调国家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奠基于治理实践之上。“国家理由(raisond'Etat)，恰恰是一种实践，更确切说是一种实践的合理化，这种实践将处于既定的国家与要加以构建和确立的国家之间。”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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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