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关系上，如果说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国家理由是为了阻止超级帝国的形成及其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而谋求欧洲平衡，那么，以重农主义为代表的自然理由(其真言化的基础在于市场、其事实的公正化在于效用)则放任市场自由竞争以实现不同国家共同富裕的双赢结果。于是全球范围内的治理合理性就在于遵从自然而治理。在这一点上福柯赞同康德的观点：能保证永久和平的，既不是人们的意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外交联盟，也不是人们之间形成的权力组织形式，而是自然。自然规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法律义务和国际关系准则。自然保证了世界永久和平，这种保证体现在居住在全世界的人口及其延伸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永久和平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商业的全球化。”②
不仅如此，福柯还主张人口这个作为权力技术关联物的关键要素还促成了西方知识系统的根本转型和一系列可能知识对象领域的构建。他认为人口这个新的主体一客体一进入财富分析就开启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新的知识和思想领域。同样，福柯把博物学家对人群有机体的讨论视为博物学被转变为生物学的根本动力，认为在普通语法中引入主体人群使得普通语法有可能转变为语文学。这样，19世纪人文科学就基于作为权力关联物和知识对象之人口的诞生来分析劳动着的、活着的和讲着话的主体。虽然《安全、领土与人口》与《词与物》一样宣称人只是近期的一个发明，人只是像19世纪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所思考和定义的那样，但《安全、领土与人口》更进一步断言“人只是人口的形象”①。如是理解人，君主所统治的对象就肯定不可能是人，而只能是法律臣民，而治理术所面对的就是作为人口形象的人。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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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