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过程之全体的人口具有什么样的自然性(naturalité)呢?福柯认为由于作为治理对象的人口受制于一系列可变因素(气候、自然环境、商贸、法律、习俗、道德、宗教、物质条件等)，因而人口不可能是原初的给定条件，不可能简单地被治理者随心所欲地主导、管治和改变。“实际上，人口所依赖的种种变量使得人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逃脱了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实施的凭意志的和直接的行动。”③治理者对具有自然性的人口进行治理绝不是统治者对其属下臣民的统治。尽管治理者不能统治作为一种自然的现象之人口，但可以通过转化因子和技术对人口进行干预、施加影响。也就是说，针对人口具有可干预性、可渗透性的特点，治理者的权力方法之组织和合理化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人口的自然性还体现在人口具有欲求各种利益这一行为动机，而治理者可通过恰当的治理方法，调节自发的欲求来实现集体利益的生产。鉴于从中世纪法学家直至霍布斯、卢梭，统治者一臣民这条轴线上的道德一法律意识形态往往禁止个人的欲求和自爱，而18世纪重农主义以来的功利主义治理者则并不限制个人的欲求和自爱，反而刺激和鼓励以这种欲求和自爱去生产出集体利益。人口的自然性还体现在表面上看似变化无常、受制于各种机缘巧合的现象其实经过认真观察和考量还是有规律可循的，治理者可以在要素多样的人口整体中找出一些稳定的、普遍的东西，从而采取审慎精明的措施对人口进行有效治理。考虑到治理要比君权、统治和帝权更为基本，福柯断言“近现代政治问题完全与人口紧密相关”①。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p.67—68.
② Ibid,, p.72.
③ Ibid.,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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