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西方治理理由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从国家向自然现实的转型所作的分析论述，表明他的超阶级的国家观与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存在着差异、保持着一定距离，且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启示。
首先，就福柯赞赏梯也尔的名言“国王统治，但不治理”的本意是为了强调在西方治理理由转变后治理术变得大为不同而言，福柯显然不接受、不赞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自重农主义以来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断定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充满阶级对立以及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尖锐冲突的“虚幻共同体”，“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①。在福柯看来，转型前诉诸国家理由的君主一法律臣民这个集中体现封建等级服从关系的单向轴线完全不同于转型后诉诸自然现实理由的治理者一被治理者这个处于协商对话关系中的双向通道。虽然福柯创造性地区别了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关系与治理者一被治理者的关系，并从权力和知识两方面论证新型治理术对于解决国强民富的根本问题和全新人文科学领域的开启和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还是可以设问：在18世纪中叶以来的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是否已经看不到明显的阶级统治关系、阶级冲突、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统治关系已经让位于社会经济治理关系而不起主要作用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在西方治理史上来定位和看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这两次重大的阶级对抗呢?鉴于马尔萨斯把人口当作生物一经济学问题加以研究，马克思的劳动经济学则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阶级社会里阶级构成人口的具体现实。在指出马克思与马尔萨斯在人口问题上的分歧时，福柯显然不太认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力图回避甚至取消人口问题，因为福柯把是否引入人口主体看成是政治经济学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唯一前提条件，并赞赏马尔萨斯把具有生物学属性的人口要素视为经济学的关键要素。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忽视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断定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①，只是否认人口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认为人口规律是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社会规律，并断定脱离具体阶级状况和实际经济发展的人口只是抽象的人口。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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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