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福柯并未把西方治理史看成是一部戒训社会代替君权社会，治理社会又代替戒训社会这样线性发展的历史，而是认为在18世纪西方出现了以人口为首要目标、以安全配置为核心技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知识形式的由君权一戒训一治理三方组成的三角运动关系。虽然福柯把握到在西方历史上治理要比君权、戒训显得愈来愈重要的发展趋势，但他并不否认18世纪治理艺术推演自16、17世纪的君权(souveraineté)理论，并且随着治理艺术的诞生、发展，君权问题反而因人们思考能赋予作为国家特征的君权何种法律形式、何种法律基础而变得更加尖锐，戒训问题也因其对人口治理的重要性而变得更为迫切了，只是君权的恒常性被动摇了，只是人口成了治理技术的目标，也只是政治经济学既作为一门科学又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开始研究和干预经济这个自然现实，以至于治理、人口和政治经济学这三者从18世纪至今仍是一个坚实的整体。如果说在西欧民族发展所经历的社会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形式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衡量轴心、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五种形态线性发展模式，福柯则提出了以治理形式为基础、以治理关系为衡量准则、以力量关系为动力的交叉重叠的社会形态发展思想。虽然西方治理术有其悠久历史，但西方社会进入以治理关系为特征的治理社会的时间却是在18世纪中叶，而马克思则认为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阶级关系为特征的阶级社会。福柯认为重要的并不是近代欧洲社会的国家化，而是国家的治理化，甚至国家的社会化，福柯所说的国家社会指的是诸多独立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基于国际法而在欧洲空间内形成一个国家社会。从1967年正式成立的欧共体到1993年正式命名的欧盟，再到2010年扩展为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我们在欧洲这个国家社会中所看到的主要是旨在欧洲国家之间维持安全和平衡的治理关系一直在运转。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