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虽然福柯对治理理由从国家向自然现实的转型所作的研究强调了近现代西方国家之社会化和治理化的现象、事实和趋势，并依据欧洲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的重要性在减弱，表明公民社会的崛起意味着国家无限制治理术的终结，表明是公民或社会而非国家才持有关于人口、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真相，但他无意贬低、忽视，甚至否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应有的特定作用，因为福柯只是强调描述国家的历史应该从国家自身的现实出发，应该基于人们的实践方式和思考方式，他不会看不到国家终究还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进行建设和发展的组织者、治理者。当代国家的使命就是要确立和完善能从根本上尊重社会和经济自身运行程序和规律的治理形式和安全机制。当代国家利益的关键无疑就是发展经济，实现国强民富的目的。无论是国富民穷，还是国穷民富，都谈不上是成功的治理。西方治理史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无论是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还是基于自然现实的放任自由，都不能实现治理术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发展国内经济，还是从事国际贸易，尤其是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金融危机等复杂现实因素影响下，治理者难以做到“放任现实自由”、“依从自然而治理”，而国家一定程度的干预和调控倒能显现出较好的治理效果。“社会自然性”既复杂又具体，需要依据现实有序而治。这里的“秩序”既指基于法治框架下的治理者的计划安排，又指社会经济人的道德的内在自觉，更指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固有的自主的运行规律。基于安全社会之安全配置的运作，谋求效用的市场机制不仅并不排斥必要的社会干预，而且必须做出这样的社会干预来确保经济人在法治国家的社会体制内进行正当的经济游戏。换言之，当代治理术的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兼顾效率和公正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用以操控、维持、分配和重建治理空间内从公民社会到国家社会的种种力量关系，实现增强国力、造福于民的终极治理目标。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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