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视野中的自由主义之“自由”，既非洛克、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单纯的政治自由，也非边沁、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单纯的经济自由，而是受规范、受约束的作为一种治理关系的社会自由。从16世纪的管治主义到18世纪中期的自由主义再到20世纪上半叶的新自由主义，这并不是西方治理史上“自由”变得愈来越多的历史。因为福柯是在权力技术的突变和转换中来理解既作为治理之意识形态，又作为治理之技艺的18世纪的自由。虽然18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但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技艺的分水岭，而不是自由多少的分水岭，因为自由仅仅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现实关系”①。于是，在两种治理制度之间进行自由多少的比较就没有什么意义。新的治理实践的必要条件是实际存在着自由(市场自由、交易自由、所有权的自由、讨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等)，它需要自由并消耗自由，从而不得不生产、组织和管理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维持着一个复杂的动态关系：既要产生自由，反对垄断和霸权，又要限制自由，确立必要的秩序。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真实的动态关系就是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的关键所在。自由主义并不是接受已有的自由，而是“每时每刻都制造自由、激发自由和生产自由，当然还伴有(一整套)约束以及由该制造引起的成本问题”②。立法和干预保证了治理所必需的恰当的自由。考量这个动态关系和制造自由的成本之依据就是安全。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能侵犯其他方的利益，任何一种活动的自由都不能威胁到劳动者、企业和社会。利益运行机制不该威胁到个人和社会。“自由与安全，自由与安全这两者之间的游戏，正是我所刻画的其一般特征的新治理理由的核心。”③自由与安全从内部推动着自由主义的权力结构的问题。因此，自由主义在操控利益的同时，还管理着风险、安全和自由机制，它是围绕风险概念来评判个人的自由与安全。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危险地活着，危险差不多是自由主义的条件，危险之刺激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涵之一。“倘若没有关于危险的学识，那也就没有自由主义。”④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还通常与戒训技术紧密相联系，自由与危险并存，经济自由与戒训技术并存，自由与干预并存。边沁的全方位环形敞视监狱是自由主义治理的程式。尤其是干预成了自由的原动力，干预越多，自由也就越多。
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79.
②Ibid.,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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