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对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不问对错问题，不问意识形态类型问题，而是问纯粹与否、激进与否、连贯与否、正当与否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过度与否的问题。而人们之所以对嫁接在特定治理术之上的社会主义间对错问题，那是因为福柯发现从社会主义文本本身不仅推导不出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且社会主义文本的那种重要性还掩盖了社会主义自身内部治理合理性的缺失，从而致使福柯断定社会主义治理术还有待创造。应该说，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权力实施和治理活动必定有其特殊性，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普遍适用的治理术，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尤其是社会主义治理活动没有资本主义实践得那么早、积累那么多经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必定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国家与社会相协调的且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当代治理之路。政治理性批判的使命是始终要询问:我们作为权利主体和经济主体的统一体，我们该如何被治理？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
第九章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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