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研究作为“生命政治”诞生框架的自由主义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西方近现代治理史经历了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主义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这是治理焦点逐步从宪政转向经济、转向社会的历史，也是治理实践逐渐得以合理化的历史。自由主义既非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也非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而是一种使得治理活动变得正当和合理的原则、方法、实践。福柯在西方治理史上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进行如此定位，有助于我们在治理与被治理之间的现实游戏中把握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多重的复杂关系，以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对东西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凸显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创新、理论活力和实践维度。
探讨西方治理史和治理技艺是福柯后期政治哲学的重要学术使命。在西方治理史上，“治理”(gouvernement)并不简单地是政治或法律或经济实践，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侧重面的处理多种人类事务及其行为的复合实践。福柯发现西方治理史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型，治理技艺于18世纪中叶从基于国家理由(ratio status)而通过规章模式来实施的管治主义①转向基于自然现实理由而通过放任模式来实施的自由主义，20世纪上半叶又从自由主义转向基于社会理由而采取最低干预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当然，不同形态之间的这种转变和变化并非截然分明的，而是相互之间有重叠、交叉，甚至相互渗透。治理理由的异质性从不排他，“异质性从不阻碍共存、汇合和衔接”②。鉴于作为管治主义之对照的自由主义，通常被人们视为主张基于私有财产之上个人权利和行为自由的政治思潮，或是与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制度、立宪思想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福柯则更多地是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相重叠和交织的层面上来使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这些词语。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理论、经济学说，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参照某个经济理论或法律制度对治理理论和活动进行批判反思的原则、方法和实践。福柯赋予“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这种深层的、积极的含义，不仅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视为西方治理史上的重要治理技艺，还把它们看作是作为“生命政治”之诞生框架的治理技艺，从而凸显了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创新、理论蕴意和实践维度。福柯阐发的基于自由主义框架的“生命政治”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增添了极具思想活力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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