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资本主义是一个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方面意蕴的综合体,仅仅把资本主义简单归结为政治理论或意识形态,进而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这样狭隘的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做法。资本主义会有不同形式,资本主义并不就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也采取干预主义。且不说“裙带资本主义”的钱权交易的腐败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法则,就算是自由市场型的资本主义在不少场合和情势下也会作出经济干预。福柯看到,从20世纪20、3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对自由造成的威胁而采取经济干预措施,然而,这些经济干预措施本身却同样损害了自由。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引发了一一种自由主义的危机。而人类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2007年开始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是2009年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的阴影仍然笼罩全球,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央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以图使用行政调控手段来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秩序和发展实体经济,这充分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并不容忍失控的市场经济。虽然福柯并不认为自由主义危机独立于资本主义危机,但他又否认它是资本主义危机在政治领域中的简单的、直接的反映。毕竟,这两者的表现方式、管理方式、呼唤反应的方式、再作调整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福柯不把自由主义混同于资本主义,同样也不把自由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从费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到市场社会主义,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令人眼花缭乱,几十种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如“二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为了确立起公平的社会秩序,倡导尽可能多的竞争并在适当和必要时实行计划化,从而归附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很显然,对那些惯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思考问题的人,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思考,或是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来思考的人来说,在巴登哥德斯堡会议上那些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一系列的放弃抛弃、异端、背叛,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等。”①鉴于正统马克思派并不认同以这样的放弃来换取公平的社会秩序,而变革了的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市场经济和效用经济的曙光,并认识到德国经济通过某种治理术而成为正当国家的基础。“二战”后,起源于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历史和同一种价值体系的“东德”与“西德”因分别采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治理技艺,而导致“东德”在与“西德”的较量中以仅为“西德”三分之一多的生产力水平而完败。这并不纯粹是意识形态之争、之战,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型的失败和美国资本主义模型的成功,而是比意识形态更为深层的治理技艺的角逐和成败。德国社会民主党奉行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和实践,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决裂,又与英国模式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相决裂,这也再次说明作为富民强国策略的新自由主义如何有别于意识形态。从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到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之意识形态的集体倒戈和转向,其原动力还是来自旨在国强民富的治理技艺所经历的深层危机。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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