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自由主义把市场视为处于由国家划定和监管的经济特区内的一个现存的准自然区域，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市场只能存在于由政府积极营造的某些宪政的和制度的条件下，但它们都参照自由竞争、优化配置的市场理念来探寻和确定使得治理合理化的原则，它们的治理原则都要求被治理者或以亚当·斯密的“自然自由的方式”或以哈耶克的“人为自由的方式”进行自由行为。这样的自由与其说是政治乌托邦的价值追求，还不如说是合理治理的技术条件。如果说意识形态作为人与世界和他人打交道的中介要素，旨在以特殊文化来代言、代替整个人类文化，把特殊价值判断标准夸大为普世价值评判标准，那么，主要追求社会和经济之合理而有效治理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就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在西方有其历史传承、演变轨迹并适合特定国情和复杂境遇的治理技艺。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技艺，无论面对具有权利和利益的个体，还是处理具有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市场、市民社会，都基于必要的知识和有效的手段来不断质疑针对特定时期、特定对象和特定情势的治理之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而以合理和有效的治理来实现国强民富。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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