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愈处于民主之中，就愈受监管。自由主义并不是不要治理，也不是要更少治理，而是倡导有节制的、审慎的、合理的治理，并时刻提醒以国家名义的理由之政治合理性要在合理范围和界限内实施治理。从西方社会19世纪初倡导人们节俭到20世纪70年代逼迫人们消费，虽然有关行为规范化的戒训和监管之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颠倒了，但它们都还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鉴于罗尔斯虽认为“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各平等的公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因而也确实是不可公度的和不可调和的善观念”①，但仍确信存在着相比于其他自由而言更基本更具优先性的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及其公平正义的价值，大卫·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国家所体现的自由“反映了私有业主的利益、工商企业的利益、跨国公司的利益和金融资本的利益”②，福柯这里所讲的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之“自由”则显然既不同于罗尔斯所理解的政治自由主义之“自由”，也不同于大卫·哈维所理解的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之“自由”。
自由主义既为了经济活动的逐利本质而保障自由，又为了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的安全而限制自由。新自由主义的关键就是要平衡和维持自由与安全之间动态的游戏关系。在福柯眼里，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宪政都不忽视作为个人合法权利的自由，但究其实质而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是纳粹主义，它们的官僚政治在经济上都采取忽视市场机制的国家干预政策，都采取反自由主义的计划经济。20世纪国家治理实践及其所引发的危机只是各种意识形态所依附的治理术本身的危机，而非各种意识形态本身的危机。福柯发现在采取国家干预主义以反对自由主义政策上从圣西门主义到纳粹主义形成了一个循环③:纳粹主义起源于圣西门主义之试图把一种在自然科学中是有效的合理性范式应用于社会，从而实施国家管理的技术化、经济控制的技术化和经济现象分析的技术化，由合理性引发的诸多干预引发了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权力的增长又引发出根据各种技术的合理性来运行自身的行政管理的实施，而正是这些技术的合理性构成了纳粹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起源。福柯强调一个国家是否采取经济干预主义、计划经济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选择无关。从治理技艺来看，对国家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成了划分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界线，前者是因为市场而去治理，看重交换，主张由国家来主导市场，市场要受国家监控，而后者则是为了市场而去治理，倚重竞争，强调国家服务于市场，并把市场经济奉为国家的原则。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p.303.
②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
③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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