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家的治理功能
从16世纪末的国家观(国家有其本质和合目的性)转变到18世纪末的国家观(国家并无本质，国家要处理作为人口要素的生物个体与自然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恰恰表明国家越来越介入个体的生活、生命。生活问题、生命问题对政治权力越来越重要了，可能领域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要了，就人文社会科学考虑到了人口内部的个体行为问题以及活生生的人口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言。①尽管福柯认为18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崛起都终结了国家之无限制的治理企图，但福柯还是确信在生命政治视域内国家仍然具有能干预人类行为的积极使命。新自由主义视野中具有社会自然性的人口，“并不是法律臣民的一个集合，也不是劳动力的一个全体”②，而是各种要素的总和。国家必须管理人口与自然的和经济的环境之间始终存在交互的、活生生的关系。国家必须首先看管作为人口的民众。“国家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活生生存在物的生物之上。国家的政治因此就必定是生命政治(biopolitique)。人口从来只是国家凭其旨趣加以看管的对象，如有需要国家自然能屠杀人口。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就这样成了生命政治的背面。”③虽然国家不再是地上的神物，但就其仍然操控着民众的生死大权而言似乎又胜似神物。福柯主张立足于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的方式、立足于国家本身的现实来描写国家的历史，而反对把国家提升到超现实的层面，以至于割裂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联。在自由主义视角下，西方经历了从国家社会(société étatique)向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的转变，国家不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也不是经济游戏的全能设计者和直接参与者，国家只是保障经济游戏在法律一制度的框架内受到调控，国民取代国家而持有社会的真相，这既不意味着市民社会是一种可与国家或政治制度相抗衡的历史一自然事实，也不表明国家的影响力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而是说明政治权力及其附属体系、个体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变得多元、多重和复杂了。剔除了阶级压迫和争斗关系并把主要功能定位在组织经济和管理人口上，自由主义这样的国家观也表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根本上并非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论，而是一种相比于国家管治而言的新治理技艺。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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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ichel Foucault, “Espace, savoir et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