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得以崛起。18世纪末以来，生命政治试图向治理实践提出对市民社会及其人口所进行的合理化治理问题，从而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习以为常的“国家”、“社会”、“人口”这些概念。鉴于以国家名义的理由对领土及其臣民进行的国家管治(police)实践在治理强度、深度和广度上有着不可遏制的膨胀渴望，自由主义则信奉一个原则：人口自然性及其市民社会不该被过度治理，过度治理等于不治理，并设问：为了使政务符合治理合理性而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治理如何可能？我们该如何限制治理行为?国家的职能是什么？自由主义治理术有五大要素：社会、经济、人口、安全、自由。福柯有理由断定18世纪末西方政治思想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只有随着自由主义崛起才可能出现的“社会”这个观念：“政府治理不仅应该管理一片领土、一个区域并照看其臣民，而且还应处理复杂和独立的现实，这个现实拥有其特有的法则、反应机制、规章和无序的可能性。这个新的现实就是社会。”①在此之前尚能有效行使于西方的国家管治这个治理技艺已开始不能完全渗入市民社会以及人口自然性这样的新现实了。市民社会和人口都需要自由主义这个新型的治理技艺。18世纪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要限制国家活动的区域，以有利于独立自主的经济过程在市民社会这个场所中发生和运作。国家的角色不再是不恰当地向人口强加一些由命令、指令和禁令组成的治理体系，而是要尊重人口事实和经济程序的自然秩序，并使得这些自然秩序能持久地正常运转。自由主义治理术将从事经济实践、管理人口、设计一整套尊重自由的法律并以直接的和应该的方式进行干预，其根本目标不再像管治时代那样通过规章、戒训来干预作为臣民的人口，而是设置安全机制来保障人口程序和经济程序的安全运转。作为自然现实的市民社会、人口、经济真相、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都迫使国家放弃无限治理的要求。
第十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① Michel Foucault, “Postface",Dits et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Paris,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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