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面对权力?通过挖掘20世纪两大反常权力形式在欧洲历史上的生命权力机制根源，福柯主张个体自由是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从而重塑了个体与权力之间的全新关系。我们不能因福柯强调权力关系的普泛化而把他视为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虽然哲学不再预言、立法，甚至教化，但哲学面对权力还是应该大有作为。
经受18世纪启蒙思想洗礼后，财产和自由成了后两个世纪人们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重点。如果说19世纪思想家和哲学家面对的是财富过少的问题，需要一种针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学，那么，20世纪面临的就是权力过多的问题，需要的是一种针对权力关系的经济学。①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极度膨胀、荒诞绝伦的权力运作所带来的致命危险和严重后果，促使福柯对权力机制、权力关系和权力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并挖掘到了这两种现代反常权力形式在欧洲历史上的生命权力机制根源，因为它们在“对活人进行治理时”分别以血统纯洁性和意识形态正统性为幌子而利用了种族生命政治。西方社会制度始终存在固有的且几乎是结构上的潜在性，能永久地使得以20世纪两大反常的权力赘生物成为可能。“在很多点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只是延续了在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体系中业已存在的整个系列的机制”②，狂热法西斯主义和极权国家主义与自由西方社会政治理性的权力机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不同于以往思想家遵循法律模式来研究权力本质问题，福柯把战争视为权力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分析器，颠覆了克劳塞维茨和霍布斯关于战争的著名断言，对惩戒和调节这两种生命权力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而阐发了一种以战争为模式、聚焦于生命权力关系运作的“生命政治”理论。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6.
②Ibid., p.535.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