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命权力观对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阿甘本的政治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使“生命政治”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奈格里(AntonioNegri)虽然看到福柯未能像马克思那样从“资本”入手来从事阶级分析，但在他看来，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资本对劳动力从形式占有向实质占有的过渡，福柯则确定了帝国统治从戒训社会转向治理社会的职能变换，并让人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而阿甘本(GiorgioAgamben)在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影响下，预言生命将是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阐发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思想，确信我们的生命形式能成为政治的引导和统一力量，要求重新思考生命政治的境遇，以防备针对赤裸生命的至高统治权，从而弘扬我们生命形式的强力。他与福柯的主要差别在于：福柯只谈论古典时代之后涌现的生命权力及其生命政治，而阿甘本则谈论作为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至高统治权力及其生命政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福柯“生命政治”的延伸版。如果说福柯的戒训权力针对个体肉体，而调节权力针对整体人口，那么，阿甘本所说的至高统治权力则针对那种因与国家所管辖的自然生命相对照而被排除在法律和生命领域之外的“神圣人”或“牲人”(homosacer)之“赤裸生命”(barelife)。国家通过监视、建档管理、控制性、推广生物示踪剂(遗传特性印迹)等管控手段来管治甚至随意杀戮这种“赤裸生命”而无须担负任何法律责任。在管治甚至处死只有生物学标识而无任何政治、法律身份的“赤裸生命”上，美国的关塔那摩基地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现代社会的公民随时可变成“神圣人”或“牲人”。当生命政治能由此翻转成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que)时，针对生命的决定就转变成针对死亡的权力。其实，福柯早就预示了阿甘本这一“死亡政治”的思想：福柯早已发现在人口被生命权力特别关注之时恰恰就是人口面临灭顶之灾之时，因为国家会以保全本国民众生命之名来发动对外战争，进行大屠杀。当然，晚期福柯关于自身呵护和自身技术的思想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积极的生命政治理论。坎贝尔(TimothyC.Campbell)在其著作①中则富有成效地期待一种不是通过死亡(thanatos)而被思考，而是通过生命(bios)而被实践的积极乐观的权力技术(techne)。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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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cualitéI, la volonté de savoir,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