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君权使人死，让人活；与此相反，生命权力则使人活，让人死。生命权力愈来愈没有权利使人死了，而是愈来愈有权利干预生活，减少生命的偶然性，提高生命价值，来使人活。因为死亡意味着生命权力的终止，死亡处在生命权力的外面，生命权力不知道死亡，生命权力控制不了死亡，生命权力只能控制死亡率。
可是，这种从17世纪起主要是为了使人活的生命权力怎么能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让人死、让人类生存遭受严重威胁呢？怎么能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不仅杀死敌人，还杀死国民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人以“必须确保人们生命”为幌子煽动人们相互残杀。国家管治着生命、肉体和种族，国家可以为了赤裸裸的所谓生存问题而开动战争机器。“能杀人是为了能生存，这个原则是战争策略的基础，也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战略原则。”①福柯在探寻死亡权力、死亡功能如何在聚焦于生命一权力的政治体系中运作的问题时，引入了对种族主义话题的讨论。战争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它在现代国家中作为根本的生命权力机制发挥作用，它通过划分种族等级优劣把应当活的人与应当死的人分离开来，把劣等种族的死灭与优等种族的生存直接相关起来，旨在消灭生物学危险来提高和巩固种族纯洁性。在规范化社会里，国家通过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生命权力机制悖谬地行使杀人的职能。这种种族主义与生命权力技术、国家职能密切相关，而远离种族之间相互仇杀的传统种族主义，也远离任何旨在改造社会机体的意识形态操作和权力谎言。现代种族主义这种既戒训又调节的生命权力技术在纳粹当政时期达到了顶峰。然而，不仅纳粹国家掌握了生杀大权，连大量的纳粹分子也掌握他人生死，这导致杀人权力最终失控。于是，原本致力于毁灭其他种族的德意志种族却最终招致了自我毁灭。
第十一章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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