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看来，就关键手段而言，“规范”之于生命权力，就好比“法律”之于君权。在西方权力机制演变进程中，君权以法律名义施行的生杀大权由强变弱、直至被古典时代之后的戒训权力和调节权力所取代。如果说君权是一种诉诸威严法律来证明王权合法性、臣民正当性的主要是“让人死”的“暴力一权力”，那么，生命权力则是一种仰仗“戒训技术”和“安全技术”的规范来操控个体肉体和整体人口的主要是“让人活”的“知识一权力”。福柯在分析权力、权力关系时之所以舍弃传统的“法律模式”而采用“战争模式”，是因为他发现西方社会自17世纪以来旨在惩罚的“法律”已被旨在规整和操控的“规范”所取代，针对权力实施之对象所作的评判标准也已从“是否合法”转变为“是否正常”。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遮掩了法律曾经散发的耀眼光环。法律与生命权力是否真的不相容?难道生命权力的实施无需法律之助？阿甘本要把福柯给出的否定答案变为肯定答案。福柯只是说古典时代之前作为君权统治手段的那种法律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古典时代之后的法律仅仅是生命权力实施中一个其重要性不如政治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手段而已。显然，福柯绝无轻视甚至反对法律的意思。而阿甘本则基于其“生命政治”始终是西方政治传统的坚实基础这一观点，而强调把法律与至高统治权力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揭露现代公民之本该受现代国家法律保护的“自然生命”在现代至高主权者常常精心设计的“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中成了“赤裸生命”而失去了法律保护，被现代至高统治权力随心所欲地杀戮。当然，福柯“生命政治”在把社会关系主要归结为权力关系(力量关系)，采用“战争模式”侧重于分析在社会、经济，甚至语言和身体中通行的力量关系的永久争斗时，看不到在力量关系争斗之后有可能确立起来的法律规范恰恰能阻止战争的重燃和暴力的肆虐，也不认为在经历战争岁月之后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因为哪里有作用力，哪里就有反作用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除非权力消失了，否则反抗不会停止。大量现实事例显示：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都不可能中止发生在国内社会各层面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力量冲突。至于霍布斯所谓的“政治终结暴力”的想法，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是经不起检验的。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政治虽推翻了专制暴政，但各种暴力依然存在，甚至更为残忍和恐怖。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r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26.
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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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