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在西方没有哲学国家，那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哲学与国家开始结盟了，西方出现了哲学国家：卢梭与拿破仑帝国、黑格尔与普鲁士国家、瓦格纳和尼采与希特勒国家、马克思与苏维埃国家之间都有机地关联在一起。①福柯提到了黑格尔、尼采等近现代西方哲学家所特有的苦涩的滑稽:他们自认为或者被认为主要与权力及其毫无限制的实施相对立，但他们的思想命运却正好相反，他们对权力过度使用和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甚至思想库的作用。而随着政治实践的进展和国家功能定位的变化，西方哲学国家也纷纷土崩瓦解。
普遍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群众已不需要像伏尔泰、萨特那样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思考、判断和行动。福柯呼吁哲学不再预言，不再教育，不再立法，总之，不再根据善恶而是依据生存提出权力问题，去分析、澄清、阐明并因此强化那些围绕权力展开的斗争、权力关系内部对手的战略、所使用的战术、反抗的策源地。哲学不要问“权力是否合法、是否善?”这类法律和道德问题，而只需问“权力关系在于什么？”这个朴素问题。②因为前者流于抽象、空谈，后者具体、务实。
福柯很清楚“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对生命个体的危害。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权力机制下个体能有所作为吗?生命权力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否就是铁网与飞鸟之间的关系呢?有许多人误以为福柯要强调的是个人在戒训权力巨网的笼罩下无可逃遁。实际上，福柯说得很清楚：一方面，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生命权力的施压会招致相应的反弹。人们总是可以找到相应对策，通过斗争来应对权力的实施及其效应。另一方面，权力并非全知全能，权力的实施恰恰要以个体的自由为必要条件，权力关系只有根据遍布权力网络中的大量复杂的反抗点才能存在，权力关系的存在只能取决于对手、靶子、支点或把手这些多种多样的反抗点。①18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安全配置这一权力机制得以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的自由行动和物的自由流通。生命权力技术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那种把自己设想为调节的权力，只能通过并依靠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②鉴于黑格尔、弗洛伊德和赖希都认为权力主要起压抑作用，权力对自然、本能、阶级、个体进行抑制、压抑、镇压，而福柯则主张权力主要还是起积极的构建作用，因为刑事权力、精神病学权力和对儿童性实施的监控等这些权力形式的运作机制都不是抑制的，显然压抑概念完全不足以刻画权力的机制和效应。③生命权力只存在于有个体的地方，管治权力只存在于有被管治者的地方。管治者与被管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福柯重塑了个体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既非个人所有物，也非个人对立面，权力构建了个人的肉体、举止、话语和欲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个人是权力关系运作的结果，同时，权力通过由自己构建的个体而得以通行。
第十一章 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38.
② Ibid., p.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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