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一政治场域内，顺应已被剥夺财富和权力的法国贵族反攻国王的趋势，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就是要批判自17世纪以来把行政国家与国家专制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一权力机制，于是贵族们反攻的首要目标并不全是重新夺取权力和恢复财富，而是必须重新夺取国王的知识(le savoir du roi)。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清算在历史上严重迷惑和欺骗了国王和贵族的两种知识：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主要是清算法院、检察官、法学家和书记官拥有的赞美国王专制权力的法律知识，在18世纪中叶主要是清算总督及其官吏们掌握的用来执行国王权力的行政知识和经济知识(重农主义)。因为在这两种知识中，历史都只是权力自己描述自己的历史，国家讲述国家的历史，而布兰维里耶开创的新历史话语则极其重要地把历史叙事从权力运作及其仪式化巩固和公法的形象化表达中解放出来了。当法国贵族们起义时（一方面为反对君主专制而宣扬宪法上的基本自由，另一方面为反对第三等级而维护作为绝对战胜者的无限权利)，当人们远离国家关于国家的法律和行政话语时，当罗马颂歌和光荣经爆裂成碎片而黯然失色时，新的历史主体和客体“民族”就登上了历史舞台。现在民族既是说话者，又是被谈论者。“历史的这个新主体，既是在历史叙事中的说话者，又是该历史叙事所谈论的对象。”①福柯强调那时的民族完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应该作广义的理解，是指没有边界、没有确定的权力系统、没有国家的相同身份的人群社团。蒂埃里(AugustinThierry)、基佐(Guizot)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都使用这个流动的民族概念。民族革命、民族主义、种族、阶级都将产生于此类社团。关于新历史主体的新历史话语随之具有新的对象范围、新的参照、被聚焦的新历史进程。这种新话语讲述的，不再是权力的光荣历史，而是被故意遗忘，被刻意，甚至敌意遮掩的其底层民众的、恶毒的和背叛的历史。这种新话语关注的，不再是国家法权的礼仪特征，而是如何形成某种历史知识来反对专制权力和法律一行政知识的结盟。法国大革命前后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贵族反抗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谋划，都表达过此类话语。由于这种新历史话语在行政君主制的权力和知识的连接处起着主要的政治作用，王权也试图通过组建一种“历史部”②(ministeredeI'histoire)来组织和操控它，重新把它置于其知识和政治游戏之中。“历史部”在18世纪的创立，人们用历史知识来反对君主专制王朝的行政知识，用历史话语来解决政治冲突，这些都表明随着国王的退让和隐忍，存在着一种也许可以脱离王国基本法的历史素材(如宪法、人民代表等)。但这种历史知识被君主专制重新殖民后，仍然在君主知识和行政知识之间运作，以维护王朝连绵不断的传统。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①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44.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