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历史知识冲破黑暗取得进步的世纪，实际上，不同的历史知识具有其复数的、多形态的、多重的、分散的存在，它们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而彼此处于愈来愈紧张的关系之中。
鉴于18世纪技术知识之戒训化(disciplinarisation)和学科化而同时成为经济和政治这两种斗争的赌注和工具，18世纪历史知识受到权力的戒训化和同质化(homogénéisation)而成为学科和国家知识，却只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意识的增强必须以历史的世俗化为前提。历史并不是以叙事为模式而被组织为一整套处于规定性等级中的事件:个体们身陷这个超越他们和轻视他们的整体性之中却同时也许是这个整体性之不清醒的作者。①历史不是颂扬伟大革命事业的光荣经，历史抗拒国家的戒训化，历史与斗争相联系，历史是处于斗争中的主体的意识和话语。虽然国家的戒训化是成功有效的，但历史意识的相互斗争又加强了“非国家的历史、处于边缘的历史、处于斗争中的主体们的历史”②。福柯断定从18世纪以来，以下两种历史的共存将是常态：一是以历史学科为形式而实际上被戒训化的知识，一是多形态的、分散的和战斗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的侧影)；福柯确认这两个层面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虽愈来愈分离，但并不影响各自的存在。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不仅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历史意识和历史话语。
历史是战争史。福柯的政治历史主义，通过区域批判实施“反科学”和“反历史”，划定刀光剑影的战场“历史—政治场域”，厘清历史一政治话语与哲学一法律话语的根本差异，改写启蒙运动问题，重新定位民族和国家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在战争图式上重新描绘“帝国一民族国家一国家种族主义”这一解释世界历史的全新模式，从而揭示历史话语的真相：战士创造历史，历史在战斗中被创造，人类身处历史而成为政治动物。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因关注剥削问题而谈论经济关系，而福柯在20世纪因关注管治(police)问题而谈论权力关系，但他们都是站在哲学高度、在历史维度上来批判反思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显而易见，虽然福柯通过详尽分析诸多领域中权力关系的实施和运作而丰富了社会关系的内涵，但福柯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强调经济关系对于社会意识的最终决定作用。总之，我们只有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相统一的视角高度才能确切把握福柯独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ur lesfaçons d'écrire l'histoire", Dits et écrits , I,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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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efender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Seuil/Gallimard, Paris, 1997, p.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