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20世纪末、21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AntonioNegri)、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埃斯波西托(RobertoEsposito)更是推波助澜，把福柯的“生命政治”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学说，推动传统生命哲学走过了经由生命政治转向死亡政治的历程。无论是福柯的生命政治，还是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无论是阿甘本的死亡政治，还是埃斯波西托的免疫学，都凭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聚焦、质疑而体现出鲜明的思想创造性特色，在21世纪政治哲学舞台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如果说福柯更多强调的是生命政治在调控人口实现富国强民目的上具有的积极的生产性方面，奈格里关注的是生命政治发展中体现出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力量，那么，阿甘本则以过度司法化和去历史化方式凸显生命政治的否定性，甚至悲剧性效应，而埃斯波西托既要避免阿甘本那样无视历史维度，也不像奈格里那样把哲学视角与历史视角融合在一起，而是阐发了一种如何让社会机体规避某种“共同体交往”危害并处理好生命的守护与剥夺之间关系的免疫学理论，旨在把上述两种对立的意大利生命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本章集中探讨在生命政治问题上福柯与奈格里、阿甘本之间的思想联系与差异。
第一节生命政治生产：福柯与奈格里
福柯在《知识意志》和《生命政治的诞生》等作品中分别探讨了作为权力技艺的生命政治之缘起和框架，奈格里和哈特(Hardt)则在《帝国》等论著中论述了生命政治生产，探究诸众(themultitude)本身借以主宰生命的生命权力运作，阐发一种能揭示针对生命形式之各种斗争的新生命政治，从而拓展了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如果说福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梳理重在论析古典时期向现时代的转型过程中遍布各处的权力机制运作与个体抵抗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奈格里致力于探讨西方社会从现代转向后现代之后帝国生命权力实施与诸众革命之间的关系，强调后现代构建力量起始于生命政治基础，横跨整个存在视域，渗入时间性的每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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