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20世纪最令人骇然的“神圣人”莫过于生活在纳粹主义猖獗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可被杀死却不能被献祭的赤裸生命。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生命政治运动都把自然生命视为至高决断的典型场所，在由民族主权和权利宣言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语境中重新界定了人与公民的关系。权利宣言热衷于把自然生命纳入政治生活，把自然生命政治化，不断生产出新的赤裸生命。阿甘本断然否认“大屠杀”这个给灭绝犹太人的纳粹行径套上献祭性光环的语词是一种负责任的历史编纂学用语。因为犹太人不是在大屠杀中被灭绝，而是作为赤裸生命而被灭绝。这样的灭绝，既无宗教意义，也无法律意义，而只具生命政治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阿甘本把纳粹主义视为第一个激进生命政治的国家。阿甘本强调公民生命的神圣性与生物性在当代政治中愈来愈变得重合，以至于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hominessacri)①。从古代城邦、中世纪神权国家、帝国，到民族国家、后帝国时代，每个社会都决定了谁会是“神圣人”。“赤裸生命不再局限于一个特殊地方或一个确定的范畴。它存在于每个活生生存在的生物躯体中。”②
阿甘本认识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把生命政治化，于是把集中营视为现代生命政治的范本、已实现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空间，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把集中营看作“我们仍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空间的隐秘矩阵和约法(nomos)”③。鉴于集中营诞生于例外状态和戒严法，集中营的司法一政治结构就集中体现了生命政治的至高权力结构。在集中营里，作为至高权力基础的决断之可能性，例外状态得到了正常实现，例外与常规、法律与事实、合法与非法之间区分都已毫无意义，政治成了生命政治，公民成了神圣人。“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规则时会被开启的空间。”④作为现代性关键标记的政治空间，集中营现在安稳地驻扎在城市内部，是地球的新生命政治约法。阿甘本充分肯定福柯和阿伦特对现时代的政治问题作了很可能是最为深入的思考，但又认为此种政治问题很棘手以至于福柯和阿伦特的理论都有失偏颇。于是，阿甘本要致力于通过“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这个概念透镜，研究政治与生命的紧密交织关系，把福柯与阿伦特的理论洞见聚焦在一起。鉴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探讨权力机制对人的自然生命进行的算计以及人的反抗，阿甘本指责福柯直到最后仍在考察人之主体化/屈从化的种种过程(人在把自身构建为主体的同时又屈从于外部权力)，而令人失望地没有把其生命政治理论应用于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集中营。“福柯的探究起始于对医院与监狱的大禁团的一个重构，却未能终止于对集中营的一个分析。”①而阿伦特虽然致力于研究“二战”后极权主义国家和集中营的同构问题，但缺乏任何生命政治的视角，因而看不到现时政治从生命政治向极权主义政治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阿甘本以为，只要我们在生命政治维度内把生物性生命及其需求视为决定性的政治事实，我们就易于理解：20世纪议会制民主能与20世纪极权主义国家进行快速互换，就看何者最适合于确保照料、控制和利用赤裸生命；由此，在左翼与右翼、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公与私这些传统的政治区分都失去其理论意义的前提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塞尔维亚的统治阶级会出人意料地蜕变成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而种种新法西斯主义也会在欧洲复活。现代民主与现代极权主义存在高度亲缘性，是因为现代欧洲民主是用自然生命(zoe)，而非政治生命(bios)来对抗专制主义，现代民主要展现和主张的正是身体(corpus)，人的赤裸生命，而非人的自由和特权。“身体是一个双面存在：既承载了对至高权力的屈从，又承载了种种个人自由。”②在政治思考中，身体总是与赤裸生命紧紧绑在一起。阿甘本认同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对身体的理解：主体们的身体能被杀死这个绝对能力，既构建了人们的自然平等，又构建了西方新的政治身体、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①
第十三章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Homo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68.
② Ibid., p.81.
③ Ibid., p.95.
④ Ibid.,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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