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甘本看来，如果说在古代，赤裸生命作为隶属于上帝的生物生命而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在古典世界自然生命明显区别于政治生命，那么，在现时代，“同样的赤裸生命却完全被纳入国家结构之中了，甚至成了国家的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①。奠定现代国家基础的，并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赤裸生命，是从臣民向公民转变中被授予主权原则的纯粹自然生命。如果看不到现代民族国家奠基在自然生命原则与主权原则统一在至高主体的身体之上，那就不可能领会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国家之民族的和生命政治的发展和使命。法国1789年的《权利宣言》原初地标志着自然生命之铭刻在民族国家的司法一政治秩序之中。从例外和排除的视角来看，国家就并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纽带的表达而被建立，而是作为旨在禁止而割断纽带的表述而被建立的。把赤裸生命排除在世俗之外而置于家庭与城邦之间荒无人烟之处，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割断纽带的举动。阿甘本认为，正是由于禁止关系从一开始就已构建了至高权力的基本结构，福柯所说的现代性之国家政治才有可能变成为生命政治，我们当代公民才有可能都潜在地成为“神圣人”②。阿甘本甚至认为我们公民当下的生命正面对一种史无前例的暴力，周末假期欧洲高速公路上死伤人数要多于一场战争的死伤者。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Bare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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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