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拓展了当代生命政治的领域，强调在当今时代对生命的决断与对死亡的决断、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之间不再有一条稳定的明确的分界线，政治生活领域不断在向外拓展，主权者与法学家、医生、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牧师等愈来愈紧密相连，以至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在其所属的共同生命政治(或死亡政治)语境中才具有其真正的意义，而完全建立在例外状态之上的集中营也将在该语境中显现为现代性政治空间之被隐藏的范例。至高权力通常会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对“赤裸生命”这种“不配活的生命”进行决断，决断生命是否有价值，于是，“安乐死标志着生命政治必定转变为死亡政治的那个转折点”②。现代生命政治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医学与政治、医生与主权者的高度整合和角色互换。国家社会主义抹去了基于优生学的管治与政治之间的差异，在灭绝犹太人的生命政治举动中，管治与政治、优生学动机与纳粹意识形态动机、照料民众健康与对敌作战这两者之间毫无区别。现代生命政治的新奇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生物存在直接就是政治存在、政治领域直接就是生物领域。20世纪的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生命与政治的动态合一基础之上。鉴于所有生命都成为神圣的，所有政治都成了例外，政治与生命直接合二为一，生命在其事实性(facticity)中直接就是政治的；鉴于列维纳斯与罗森茨威格都认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巨大新意都在于其果断地扎根于事实性境遇(situazionefattizia)③之中，阿甘本就主张我们只有在这个生命政治的视域内，才能充分理解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亲缘性，才有可能弄清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重要关系。其实，在阿甘本看来，列维纳斯早在1934年就已强调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与希特勒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类似之处，确信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处在西方哲学本身，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之中①。当然，阿甘本道出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根本差别:鉴于纳粹主义从生物学和优生学出发来决断神圣人的赤裸生命，使得生命政治不断变成死亡政治，而海德格尔“神圣人”却自动成了作为“在世中存在的”此在，其间没有任何至高权力可以从中分离出并加以控制的赤裸生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德格尔指责国家社会主义错误地把事实性生命的体验转变成了一种生物性价值。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Sacer; Sovereign Por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74.
②Ibid., p.83.
③Giorgio Agamben, La Potenzadel Pensiero, Neri Pozza editore, Milano, 2005, 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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