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阿甘本在《神圣人》中提出了三个论点:认为原初政治关系是通过双重排除、双重例外来实施的禁止，从而质疑了国家权力的契约起源论；主张至高权力的根本活动就是生产出那抹去了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自然与文化、神圣人与公民之间差异的、作为原初政治要素的赤裸生命，西方政治一开始就是生命政治，从而质疑了政治自由的公民权利说；强调当今西方根本性的政治范例是集中营，而非城市，从而质疑了种种无视20世纪大型极权主义国家的至高权力和至高禁止对赤裸生命之生死进行决断的空间理论。
至高权力掌控生命，生命直面至高权力；权力成为生命权力，政治成为生命政治。如果说福柯和德勒兹兼顾到权力的管治与生命的抵抗这两个方面，阿甘本则更侧重于至高权力的暴力和赤裸生命相应的屈从，并指责福柯和德勒兹并未清晰地定义“生命”。但无论如何，阿甘本还是在《思想潜能》中断言作为福柯和德勒兹思想遗产的“生命”(vita)概念必将构成即将来临中的哲学之主题，并将证明“生命”不是一个医学—科学概念(una nozione medico-scientifica)，而是一个哲学—政治神学概念(un concetto filosofico-politico-teologico)②。从整体上说，福柯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探究生命政治在富国强民上的建设性成就，而阿甘本主要是从消极方面来揭露生命政治决断赤裸生命之生死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阿甘本比福柯更加谨慎，鉴于福柯不认同现代性能在陷于权力展布中的性之中发现自己的秘密并得到解放，而期待一种不同的关于身体和快感的经济学，阿甘本则强调同样已然陷于权力展布之中的身体也已始终是无力抗拒至高权力的“赤裸生命”了。虽然福柯关注“生命权力”，阿甘本聚焦“至高权力”，但他们在审视西方政治空间时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私人生命与政治存在、生物性身体与政治性身体之间没有区分(阿甘本)；我们既是动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政治中成问题，我们也是公民，我们的政治在我们的自然身体中成问题了(福柯)。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 California, 1998,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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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Giorgio Agamben, La Potenza del Pensiero, Neri Pozza editore, Milano, 2005, pp.40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