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福柯的原创性理论，还是奈格里、阿甘本对该理论所作的进一步阐发，还是其他学者详细而深入地讨论和批评，生命政治研究在当代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我们不难发现福柯“生命政治”通过探讨“生命权力”的运作方式、机制和效应，开启了探讨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治理关系的全新方式。至于国家、阶级、政党、民族这些宏观政治范畴与工厂、监狱、家庭、学校、医院、兵营这些微观政治概念在当代生命政治中处于何种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论题。福柯所梳理的作为治理技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阿甘本所讨论的以“集中营”为范式的现代政治空间、奈格里和哈特所预见的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之降临，乃至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一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国家治理实践，都是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政治哲学重大问题。
本书希望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国家、阶级、政党和民族等这些传统政治范畴进行新的哲学思考，还能引导人们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特殊治理状况理性地分析国家、社会、个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既要深入探讨权力机制在不同社会、不同层面、不同个体运作的特殊方式，又要系统阐发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治理实践与治理理论之间复杂关系。
福柯已经表明现代政治合理性的主要特点既非冷血的国家政制的完备，也非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崛起，而是个体之整合进政治共同体，是个人之个体性增强与国家之整体性增强之间恒久的张力关系的动态平衡。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知识一权力的真相游戏之中。知识分子的担当就在于思想道路上理顺逻辑，消除危险，推进实践。福柯自认为尼采主义者，尼采关于真相与谎言的思想对福柯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比一个漠视真相的政治体制更加不合逻辑了；可是没有比一个宣称规定了真相的政治体系更加危险了。言说真实’的功能不该采取法律的形式，就像徒劳地认为该功能正当地存在于交流的自发游戏中一样。言说真实是一个无止境的使命，尊重其复杂性是一项任何一个权力都不能省却的义务。除非它强加了奴役的沉默。”①既然真相既不能被漠视，更不能被规定，那就让我们关注“真相的言说”吧！福柯倾心探讨自身实践如何在政治共同体的治理中言说真相这个重大问题，设问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人的治理是怎样让那些不仅被屈从活动还被“真相活动”所引导的人们说出有关自身、自己罪孽、欲望和灵魂状况等的真相。②在《真相的勇气》中通过分析集中体现在对自身的治理和对他人的治理中的言说真相、修身实践的方式，福柯把苏格拉底式的个体伦理自觉与现代民主制的政治前提紧密联系在一起，阐发了一种“真实话语的存在论”。真相的标记是“异他”(altérité);每一个自身都是另一个自身。关切自身就是关切他人，关切他人的自身关切。真相只存在于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形式之中。人们应追求相互之间尽可能不同的生活方式。“探寻一种所有人都可接受在所有人都须服从这个意义上的道德形式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③通过“言说真相”，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合二为一。
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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