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重要地位。
第一节 意识主体的没落
思与非思、我与非我、意识与无意识、我思与非我思，总之，笛卡尔主义与反笛卡尔主义，意识哲学与反意识哲学，始终存在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之中，构成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关键论题和核心内容。福柯秉承卡瓦耶斯—巴什拉—康吉莱姆(Cavaillès-Bachelard-Canguilhem)这一法国科学哲学和概念哲学传统，拒斥笛卡尔一胡塞尔一萨特这一意识哲学传统。无论是理性主体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体哲学，都脱离了实证科学的土壤，不是拔高了理性主体的地位，就是夸大了非理性主体的作用，既不能为主体配备“真相”，也不能恰当处理理性与非理性、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整体统一关系。福柯拒绝启蒙运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敲诈”，要破除理性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哲学上的种种分裂。
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哲学家们曾尝试用现象学方法或者再结合其他方法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但这些尝试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国概念哲学的质疑和批评。福柯强调在一个历史框架内解决那些所要分析的“客体”和领域的构成问题，否认这个历史框架是现象学主体的简单相对化，质疑现象学的构建性主体(sujetconstituant)，表明某种马克思主义和某种现象学阻碍了人们对权力问题的确切探讨。福柯不相信通过将现象学主体历史化，并因此给出一种随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意识，就能解决权力分析问题。“必须通过摆脱构建性主体，来摆脱主体本身，以完成一种能说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得以构成的分析。”①福柯这样的谱系学就是一种历史形式，能说明知识、话语、客体领域等的构成，而不诉诸一个超越事件领域或在历史上空洞的主体。到了20世纪60年代，包括哲学在内的法国人文科学多个领域的思想家们发现语言学、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务实创新的20世纪就这样成了意识哲学崩塌的世纪。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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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c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