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谈论主体问题不能不受到当时法国哲学界与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的影响。在1945—1955年间，萨特、梅洛-庞蒂等法国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现象学及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造就了福柯那一代人。但在福柯看来，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不能作为意义的提供者而参与结构分析，所以，现象学就被结构主义所取代而丧失了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资格。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战胜现象学而成为新的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一方，是因为结构主义无论在语言意义问题还是无意识问题上都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解答。而现象学则既不能分析语言的意义，也不能分析无意识。所以，萨特或梅洛-庞蒂“坚持不懈地凭着起构建作用的主体之断定来设法缩减他们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的实证主义或机械主义或物化主义(chosisme)”①。之后，精神分析再次剥夺了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联姻的资格。福柯并不热衷于这些联姻，对所有这些联姻都进行了评论。我们可以谈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却不能谈论福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因为福柯自己屡次断然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也不打算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联姻。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较为复杂。在当时的法国确实有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是反结构主义的，但福柯认为大多数很有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都非常接近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以不能解答语言难题和无意识难题的现象学主体作为攻击对象，福柯在1955—1960年间写的《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中追问：现象学的、超历史类型的主体能否阐释理性的历史性?受尼采的影响，福柯明确指出：“犹如有理性的历史一样，也有主体的历史，而且，我们不能向理性主义主体之基础的和原初的行为要求理性的历史的展开。”①也就是说，理性主义主体缺乏历史的发生和展开，无视主体的实证主义谱系和偶然的、个体的、多元的、间断的历史。福柯认为，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哲学之所以逃避现象学而走向语言学，走向精神分析，走向尼采，是因为人们不满意依据现象学而获得的主体理论。20世纪60年代一大批法国哲学家都是通过语言学、精神分析和尼采哲学走出现象学的。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福柯断言：“在整个人类生存、人类思想之前，早已有我们将重新发现的一种知识、一个系统。”②这是一种无主体的匿名系统，一种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和无身份的理论。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批判了传统主体哲学之表象主义的四个幻想(超验性、相似性、对立和类比），旨在以“彻底经验主义”克服同一性哲学，倡导差异哲学和事件哲学。利奥塔在《话语，图形》中基于弗洛伊德主义立场颠覆了传统哲学关于感性图形与理性话语关系的看法，批判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追求同一性和统一性而缩减甚至消除差异。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① Michel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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