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及其内部所包容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统一体，那么，“17世纪则打破了这个统一整体，完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性的大断裂监禁只是这种断裂在制度上的表达而已”①，人们对癫狂主体以及癫狂与非理性关系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癫狂者的处所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而是禁闭院。人们对待癫狂者的方式不再是把癫狂者带离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轨道，而是把癫狂者当作公共秩序的威胁而加以禁闭和关押。正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才把癫狂声音抑制到沉寂的地步。笛卡尔的思想主体不可能发疯，否则思想就是不可能的。“我怀疑，我思故我在。”怀疑者、思想者不可能失去理性，进行怀疑的主体排除了癫狂的可能性。笛卡尔理性主义把理性与癫狂截然分割、分隔开来了。笛卡尔怀疑主体在怀疑过程中不可能失去理智，古典时代的理性诞生于伦理空间之中，因为选择反对非理性，这就是一种伦理选择。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者都作出了这一伦理选择，都在从事排除非理性自由的理性构成活动。17和18世纪不可能“人性地”对待癫狂，因为癫狂理所当然地是非人性的，可以说对立于一种向人开启能自由运用其理性本性的选择。福柯发现，从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开始，癫狂就被禁闭了，直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才部分地解放了癫狂者。由于坚信真相为理性主体所特享，笛卡尔理性主义把癫狂排除出属于主体特有的获得真相的权利领域，驱逐和监禁了作为“心智异化者”的癫狂者。
在古典时期(17、18世纪)，理性在努力把自己构造为理性主义的同时把所有的非理性都变成了不合理性，而非理性的情感则使理性话语都臣服于它的不合理的逻辑之下，理性成了欲望的奴隶和感情的侍女。“在18世纪，自由放荡就是被异化的理性在感情(coeur)的非理性中被使用。”①“一条分界线划下来了，它不久使得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如此熟悉不过的关于不合理的理性(uneRaisondéraisonnable)和合理的非理性(une raisonnableDéraison)的体验变得不可能了。”②被监禁的癫狂者被置于伦理评价领域之中，他在成为知识或怜悯的对象前，首先被当作道德主体。③虽然古典时期癫狂主体被监禁具有经济和道德这两个层面上的必要性而缺乏医疗的目的和可行性，但福柯更为强调道德层面的重要性。正是通过一场奇特的道德革命，在非理性这个共同名目之下，古典时代把癫狂者与穷人、懒汉、自由放荡者、宗教邪说宣言者、同性恋者、炼金术士、挥霍无度者都禁闭在一起。如此，癫狂就远离了曾经在文艺复兴时期日益增长的想象中的自由，而被监禁在收容所的堡垒里，与大写的理性、道德规则及其单调黑夜联系在一起。④有关癫狂的科学和医学知识都奠基于先前所确立起来的有关非理性的伦理体验。⑤监禁实践与劳动要求之间的关系远不是由经济状况来确定的，而是由一种道德知觉来支撑和激发的。⑥由于古典时代把癫狂者看作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者，所以，有权下令监禁癫狂者的是治安法官，而非医生。“能确定并隔离出癫狂行为的，与其说是医学科学，还不如说是敏感于丑闻的意识。”⑦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古典时期癫狂没有被当作疾病看待，实际上，福柯强调古典时期的癫狂者具有双重身份(道德责任主体和法律权利主体)，对癫狂有两种体验，监禁实践有两种功能：矫治为主，治愈为辅。前者属于监禁、惩罚、惩戒的领域，癫狂者作为在道义上邪恶的社会存在(他者、异乡人、被排斥者)而被追究道德责任，而后者则属于医学、救治的领域，医学细辨癫狂的界限和形式，把癫狂者当作法律主体，使得癫狂者因为精神错乱可免除责任。权利主体因癫狂和法律剥夺而失去了责任和自由。虽然古典时期基于理性原则的伦理规范和伦理意识都在关注着癫狂，但也小范围地存在着把癫狂看作疾病体验的医学关注。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48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á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