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发现18世纪启蒙运动已试图调和古老的“权利主体”概念与当代的社会人体验之间的分裂；19世纪的实证医学延续启蒙运动的事业，证明了精神病患者既是无法律能力的主体，也是公认的社会秩序的破坏者。癫狂者之所以是癫狂者并不是由于疾病把他推向规范的边缘，而是西方文化把他置于权利主体与社会秩序破坏者的结合点上。19世纪以来，对癫狂者进行人道治疗的精神病学就是以这个结合作为其先决条件的。19世纪皮奈(Pinel)的精神病学宣称第一次把疯子当作人对待；在福柯看来，皮奈及其同时代人只是对18世纪的分裂意识进行调和而已。19世纪和20世纪的实证精神病学将非理性之人送进医院，把监禁当作治疗病人的医疗行为。监禁不再是为了排除癫狂，而是为了让癫狂道出真相，疗养院中的正义也不再是惩罚的正义，而是真相的正义。鉴于在古典时期的非理性体验中，癫狂是其本身的主体，而在既解放又奴役癫狂的现代癫狂体验中，癫狂反而成了作为绝对主体的理性人观看的客体，癫狂本身异化了。此时，人至少在理论上能成为客观知识的透明对象，而癫狂则是作为人的客体化过程的第一个形象。在福柯看来，精神病学对癫狂的新体验，使得癫狂获得了解放，这既不是博爱主义的胜利，也不是医学的进步，而是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取向改变了有关癫狂体验的最基层的结构。虽然这种精神病学已经抛弃了18世纪的监禁实践及其相关的知识，却又偷偷地继承了整个古典文化确立起的与非理性的全部关系，并加以修正和更改。①癫狂仍然被非理性的伦理和兽性的丑闻所缠绕，只不过这种精神病学把有关癫狂的多元面貌化约为含混的单一体，而缺乏古典理性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癫狂的多样性。虽然20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注重挖掘被监护者的自言自语，确实把癫狂者从其解放者的异化中拯救出来，却又把原来分散在疗养院集体生活中的权力集中在医生手上了，从而始终不能倾听非理性的声音，不能理解、转译、解释非理性不受干扰的运作的根本所在。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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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