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癫狂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命运，主体的真相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变奏和合奏中得以把握，而且癫狂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的关系也具有经济、道德和历史的维度，癫狂体验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基于历史维度梳理和社会经济、伦理、文化因素考察而得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真相，就是福柯为癫狂主体配备的真相。如果近代哲学家们能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原本一体，理性是清醒的癫狂，癫狂是眩晕的理性，理性思维并不具有自己设定自己的特权、明证性的保障以及奠基和构建的功能，那么，近代哲学的主体就不会以对自然和他人进行征服的大写主体这样的至尊形式出现在哲学史上，也就不会有近代哲学追求统一性、同一性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不会有大写理性膨胀欲裂的绝对理性主义和蛊惑人们妄求解决不可能解决之问题的抽象人道主义。在福柯看来，对理性与非理性全新关系的阐发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最有力的批驳。主体本身并不具有、也不知晓“自己以何种方式成为主体”这一真相，福柯的工作是要为主体配备这样的真相，并让主体最终铭记这样的真相。
第三节“实证主义”
福柯毕生都在探讨主体与真相游戏之间的关系，探讨人类借以成为主体的不同样态的历史。福柯把“游戏”看作一组真相生产的规则。主体是如何进入真相游戏中去的呢?从性质上看，人以主动方式成为主体，其样态即“主体化”；而以被动方式成为主体，其样态则是“科学分类”和“区分实践”。《词与物》中的“科学分类”把人限定为在经验科学占据位置的能讲话、从事劳动和生活着的主体，《知识考古学》中那些支配着“话语实践”的多种多样且能自主转化的规则并不诉诸认识主体；《古典时代的癫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监视与惩罚》中谈论的“区分实践”则阐明了癫狂主体、临床医学主体和刑事犯罪主体之被强制构成的真相，而《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呵护自身》的主题“主体化”则讨论人自身积极主动地成为伦理主体的过程，探寻个体根据与自身关系的哪些形式成为和自认为伦理主体。所有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在设间：当人发现自己是癫狂者、病人时，当人意识到自己是活着、讲着话并劳动着的存在时，当人作为罪人进行自我判断和惩罚时，当人作为欲望主体时，人是通过哪些真相游戏来思考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询问明显具有实证性、历史性和科学性。福柯的主体无疑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主体。
第一章主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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