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现象学秉承笛卡尔我思哲学传统而设定理性有其基础和根本筹划，并认为理性的本质可依据一个奠基行为而被揭示、确立和寻觅，鉴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着一种尤其是唯一理性(laraison)本身之形式的合理性，并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理性被遗忘、主体被异化的反常的和发生危机的合理性，鉴于哈贝马斯把理性等同于合理性形式的总和并进而指责从巴塔耶、福柯到德里达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们导致并欢呼理性的崩溃和破碎，福柯主张以下两点：一是理性与非理性原本一体，区分开理性与非理性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无可能。不同的意识形态可遵循相同的理性原则并给人类带来同样的重大灾难。二是即使要谈论理性(也即非理性的内容和形式)，理性也并非各种合理性形式的总和，因为理性有其在历史中的自动创造和展开，而且在知识类型、技术形式和治理样式这三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多种合理性形式不仅没有崩溃和消失，而且正在大量产生和发生变革。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72, 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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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