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社会学家的论著中。
福柯特别关注马拉美、布朗肖和巴塔耶的现代文学用哲学语言来代替哲学家的语言，哲学家不再是哲学语言的最高主宰，哲学语言的统治权开始说话。“我讲”(jeparle)取代了笛卡尔“我思”(jepense)，“我讲”的作用与“我思”截然相反，鉴于“我思”导致自我及其存在之不容置疑的确定性和自我意识的明证性，“我讲”则消退、分散、消除了这种存在，只让虚空的场所显现。“思想之思想，整个比哲学更为巨大的传统，已让我们懂得它把我们引向最深的内在性之中。言语之言语则通过文学，而且可能还通过其他途径，把我们导向讲话主体在其中消失的外部。”①鉴于传统哲学反思内在性和主体性的“内部的思想”，福柯所欣赏的布朗肖的“外部的思想”则通过“我讲”来谈论外部、外在性、界限、散布、空间、虚空和间距的思想。萨德和巴塔耶的语言都缺乏一个绝对主体，而是用一群说着话的主体在传统哲学主体消失了的空白处聚合和散开、结合和排斥。语言与主体水火不容，语言甚至驱逐主体，哲学家不再主宰哲学语言。哲学主体在语言内部分崩离析，语言甚至在主体缺失的空间里复制主体，这在福柯看来是当代思想最基本的结构之一。
福柯“知识考古学”把哲学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确切地说是话语的实证性问题，强调陈述主体与陈述形式的关联。福柯不再探讨主体的综合和统一机制，而是要确定主体的陈述机制。他把陈述看作话语的原子，话语分析就是要描述各种陈述之间的关系。植物种类的分类图表、谱系树、贸易账簿、N次方程式、代数公式、曲线图等都在福柯所说的陈述之列。随着大写的哲学理性主体崩塌，感觉主体登堂亮相。感觉主体的样态与陈述形式密切相关。如19世纪医生话语陈述多种多样，性质描述、自传叙事、测定、解释和符号印证、类比推理、演绎、统计估计、实验证实等都是这样的陈述形式。主体的位置取决于主体相对于不同的对象领域或集合而可能所处的境遇。主体相应的角色也多种多样：有提问的主体、倾听的主体、审视的主体、记录的主体。医生可以作为感觉、观察、描述和教育主体。19世纪医学话语的主体是取决于完全不同的感知场的感觉主体。陈述的各种样态，既不诉诸作为合理性之基本要求的主体，也不诉诸作为综合之经验功能的主体。要确定主体的陈述机制，既不诉诸一个先验主体，也不诉诸一个心理学主体性。“这样被设想的话语并不是一个思考、认知和说出话语的主体之庄严展现，相反，它是主体的散布及其与自身的不连续得以在其中被确定的整体。”①散布在时空中的陈述，并不具有先于它而存在的内在秘密，并不具有基础主体性的核心。话语的历史绝非言语线性的历史、意识流变的历史。于是，我思、意识、意向及其内在性，起源、基础及其合理性、目的论等，所有这些都是福柯的话语实证性分析所坚决要加以摒弃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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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a pensée du dehors",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4, p.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