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话语形成和话语实践有着“实证性”、“认识论化”、“科学性”和“形式化”这样四个不同的层次，与此相对应就有“循环分析”、“认识论分析”、“考古学分析”、“知识型分析”这样四种不同的历史分析形式。相比之下，理性主体哲学的历史不仅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缺乏层次，而且其分析形式也是单调、乏味和玄虚的。考古学的话语历史，传统意识哲学的主体历史，孰真孰假，也就一清二楚了。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不是不要主体，而是要拒斥先验主体的奠基作用和心理主体的综合功能，只谈论实证主体在多样性话语中的散布(dispersion)功能。“考古学并不贯穿意识—认识—科学这根轴线(这根轴线不能摆脱主体性的指引)，而是贯穿话语实践一知识—科学这根轴线。”②考古学“主体”虽处在知识领域之中，却并不是知识领域的所有者，它既不从事先验活动，也不进行经验意识。知识考古学并不把话语存在归结为一个先验主体中奠基事实和权利的原初给予的强求，而是归结为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福柯不想排斥主体问题，而是想界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的位置和功能；福柯也不想否定历史，而是要拒绝时间化的千篇一律的模式，以揭示出话语领域不同层次的转换，描述话语实践的派生形式的特殊连接方式。考古学设法在并不参照心理学的或构建性的主体性的情况下来确定陈述所能包含的主体的不同位置。考古学并不想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而是要使思想史摆脱任何主体性的引导和先验的屈从，是“要在任何目的论都不能事先加以缩减的一种不连续性中来分析这个思想史；要在任何预先的境域都不能加以封闭的散布中来定位思想史；要在任何先验构建都不能强加主体形式的匿名中让思想史展开；要让思想史向一种并不允诺任何黎明之返回的时间性开启”①。这里所说的“不连续性”、“散布”、“匿名”、“非起源”足以刻画福柯话语历史观的实证主义特征。“如果人们用稀缺性(rareté)的分析来代替总体性的研究，用外在性的关系的描述来代替先验基础的论题，用并合(cumuls)的分析来代替起源的探寻，就是实证主义者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幸运的实证主义者，我很容易接受这个称呼。”②陈述总是不充分，陈述中仅仅有比较少的东西被说出。陈述在深度的并合中被使用、改变、危及、打乱，甚至摧毁，而无神圣高贵起源的预定和确保。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福柯的“实证主义”主体观：这样的主体既不从事先验构建，也不进行经验综合，而是在多种多样的话语中进行散布。这显然不同于那种“限于经验”、“惟有经验”的传统实证主义。就福柯拒斥普遍性，“拒绝反思、交流和共识的普遍性之复兴”而言，德勒兹也恰当地谈论“福柯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一种功能主义，一种实证主义，一种多元主义”③。
第一章 主体的真相
①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p.74.
② Ibid,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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