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康德的文章并未对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行恰当的和令人满意的分析描述，福柯从四个方面对康德一文作了批判。首先，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把启蒙定义为从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来的“出口”。其次，康德以含糊的方式介绍这个出口，出口在康德那里既指一个事实、一个正在展开的过程，又指一种使命和一个义务。第三，康德没有明确说明“人类”一词的用法，启蒙导致的是参与到“启蒙”过程中的全体人类的政治和社会存在的变化，还是人性的变化？最后，康德以颇为令人吃惊的方式引入了理性之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之间的区分，却对如何保障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
尽管康德理论存在这些问题，但福柯还是强调要把康德的这篇文章与康德的批判思想、与康德其他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并明确把康德这篇文章定位在康德批判思想与其历史思想的结合点上。“批判”记录了“启蒙”中日趋重要的理性，而“启蒙”又表明“批判”的时代；“启蒙”旨在让人类走向成年，而每个人在现时性中又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历史总体进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断定康德第一次把他的作品对于认识的意义同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他写作的特殊时刻(他也正因此才写作)所作的特殊分析联系起来，康德文章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今日”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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