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历史上的一种差异，当作完成特殊哲学使命的契机来思考①。福柯由“今日”谈论“当下”、“现时”、“现代性”，以弄清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发展抑或断裂、背离。福柯主张把现代性视为一种对于现时性的关系方式：它既是思考，又是行动。
福柯认为既使得与现时的关系、历史存在的方式成为问题，又使得自身之构成为自主主体成为问题，这一类哲学质疑植根于启蒙之中。能把我们与启蒙联系起来的纽带就是一种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气质。福柯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来论述。从消极方面讲，首先，这种哲学气质拒绝“启蒙”的“敲诈”：即或者你接受“启蒙”，仍然停留在理性主义传统中，或者批评“启蒙”，从而设法摆脱这些理性原则。其次，这种哲学气质应当避免把启蒙与人文主义混为一谈。启蒙涉及18世纪欧洲各种社会转型、政治制度形式、知识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等，而人文主义则是一个涉及不断变化着的价值判断的主题，我们看到了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反科学的人文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文主义、人格主义人文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斯大林主义人文主义等。鉴于“启蒙”极少把自身视为一种人文主义，福柯就更多地强调“启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福柯重申，就像应当避免支持或反对“启蒙”这样的知性的和政治的“敲诈”一样，也该避免把人文主义与“启蒙”混淆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混乱。
从积极方面讲，这种哲学气质通过一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对我们之所说、所思和所作进行批判。这种哲学气质可具有界限态度的特征。批判正是对种种界限的分析和反思。如果康德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福柯的问题要积极得多：在普遍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和专断强制的，福柯要弄清楚主宰着理性实施的先天必然条件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偶然的历史起源。康德通过批判限定了知识之可能性的先天必然结构从而揭示了理性的界限，福柯则要批判把知识的界限与知识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一人类学主体主义对待知识的基本态度。如果说康德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放弃超越时知识具有何种界限，那么福柯的问题就要积极得多：我们如何能从这些条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超越这些条件。换言之，福柯把康德以必然界限为形式而进行的批判转变成了一种以可能超越为形式的实际批判。于是，福柯强调，从事批判并不是为了寻求普遍价值，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作、所思、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设法得出我们所思、所说、所作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陈述的话语。福柯断然抛弃20世纪最糟糕的政治制度老调重弹“新人”的诺言，而关注权力关系、两性关系在人们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真实发生的一切。福柯还让18世纪伟大的诺言落空了:技术能力对物的影响并不与个人自由同时地成比例地增长。因为权力关系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技术(经济生产技术、社会调节技术、人际交往技术)。关键是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把能力的增长与权力的强化分离开来。①这种哲学气质通过历史存在论在三个领域(物、他人、自身)实施批判，分析知识轴线、权力轴线和伦理轴线及其相互关系，进而探寻我们得以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具体方式。
第二章 启蒙与现代性
① Michel 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ére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 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6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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