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他的政治理性批判极具特色和重要性。他的政治哲学基调与其主体哲学和历史哲学完全相一致，无论是他对主体与权力关系、政治想象力、基督教牧领制度的思考，对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实践的反思，还是对德国、美国自由主义的阐发，对政治历史主义的探究，都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思想的创新特征。他的政治哲学重心就在于对西方治理术、治理技艺、政治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和评析。
政治哲学躲不开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导出了宏观和微观这样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究竟是从普遍到特殊，还是从特殊到普遍？前者往往是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态度，后者则是实证主义、非本质主义、具体主义和情境主义的研究旨趣。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析往往从统治者、主权、人民、臣民、国家、市民社会这样一些普遍概念出发来考察特殊的治理实践，福柯从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化出发并在这些治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来检验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学概念。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倘若这些政治哲学的普遍概念不起作用甚至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撰写政治哲学的历史呢？答案自然是我们应该聚焦于特殊的治理实践及其合理化问题。显然，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重视政治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种种抵抗形式
具体说来，在如何处理国家、政府与个人、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福柯更多强调的是家庭、学校、工厂、军营、医院这类中间组织的支撑、传导和沟通作用。福柯否认权力仅仅是政府部门、国家机器以国家之名制定、传达和执行决定、处罚不服从者，而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实施还通过一些表面上与政治权力没有共同之处、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实则不然的机构，如学校、医院等都是服务于政治权力的。一般而言，任何学校制度表面上都是传播知识，而实则是为了某个社会阶级掌权而将其他所有阶级排除出权力工具。在福柯看来，在西方社会，“真正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批判那些从外表看中立和独立的机构的作用；以这样的方式对之进行批判和抨击，即要揭露默无声息地施加在这些机构上的政治暴力，并与这些机构作斗争”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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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