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现像达尔文这样的进化论者和后达尔文主义者从19世纪末起就开始通过掌握的局部科学真相来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福柯就主张从权力与真相的角度，而非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明确拒斥像伏尔泰这种作家一法学家类型的普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是普遍价值的代表和所有人的良心，否认知识分子通过道德、理论和政治选择就能拥有普遍价值。理由是：“二战”以后，理论与实践建立起来的新联系，决定了知识分子只能是像奥本海默这种专家一学者类型的特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习惯于不在普遍的、典范的、对所有人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事情上劳作，而是在特定部门，在他们工作或生活条件(住房、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关系或性关系)所处的那些确切点上开展工作。”①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具体的、特殊的，因而斗争也是特殊的、直接的、现实的、日常的。在此意义上，特殊知识分子愈来愈接近无产阶级了。以往的普遍知识分子往往同工程师、法官、教师等特殊技能者形成对照，而现在的特殊知识分子(法官、医生、教师、科学家、社会学家等)则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在各自领域内参与到知识分子的总体政治化中去。西方知识分子受到政治权力的折磨和纠缠，成了一种政治危险，这并不是依据其掌握的普遍话语，而是根据其拥有的知识。随着西方社会的技术一科学结构的发展，生物学和物理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新型知识就成了政治权力所密切关注的对象，这些特殊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民众的生死大权，他们与局部知识有着特殊关系，以往作为社会良心的作家型普遍知识分子已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了。当然，福柯也指出，由于局限于部门的和应急的斗争，特殊知识分子有可能会被部门的政党或工会所操纵，甚至有可能因为缺乏整体战略和外部支持而难以开展斗争。在法国，围绕监狱、刑法制度、警察一司法机器展开的斗争步履维艰，就是一个实例。
第二章 启蒙与现代性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avee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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