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药物发现的其他问题则更具系统性，也更棘手。有些人认为问题出在药物公司上，他们挥霍无度，让医学界的摩尔定律沦为尔摩定律。事实上，就像其他行业的研究机构一样，大部分医药研究机构都把资金投入到最新技术和工艺的开发当中。如果上述原因都不能成立，一定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谨慎监管”理论（Thecautious regulator’theory）把这一现象放在更长远的时间框架内进行审视，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社会对临床结果风险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上世纪中叶，药物发现的黄金时代过去之后，政府颁布的用于规范药物试验和新药上市的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多—这样做无可厚非，毕竟过去的临床试验通常伴随着强烈的副作用，当测试不足的药品投放到市场上之后，就会引发灾难性后果。沙利度胺（thalidomide，俗称“反应停”）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反应停”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用于治疗焦虑和恶心，能够有效阻止女性怀孕的晨吐现象，然而却会对孕妇腹中的胎儿产生骇人听闻的后果。“反应停”事件之后，药物监管政策收紧，药物测试也变得更加严格，这确实起到了正面的效果。1962年，美国药物疗效修正案做出了新的规定：新生产的药物不仅要安全，而且疗效与宣传必须一致。没有人会愿意为了扭转尔摩定律而以身试险，去支持恢复使用高风险药物的决策，况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法规也能网开一面，例如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就曾服用过副作用尚不明确的抗HIV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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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暗时代科技与未来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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