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关于大规模监视—事实上，是关于任何监视、任何被当成证据的图像，都还有很多需要思考和讨论的地方。全球性的大规模监视依赖于政府的保密工作和技术的不透明性，而这两者又相互促进。在监视敌人的同时，政府也总是在监视自己的人民，随着计算机遍及每家每户、每条街道，进入我们的工作场所乃至我们的口袋，网络与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窃听生活中每一时刻的能力。政治需求滋养了技术可能性，因为没有政客想在发生暴行或有什么事被曝光后被指责不作为。之所以实施监视，不是因为它们有效，而是因为它们能够被实施；同时，就像应用其他自动化手段一样，是因为能够推卸责任、让机器来背黑锅搜集所有信息，然后让机器来挑拣吧。
在2016年提交给英国议会委员会的证词中，前文所提到这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揭发者威廉·宾尼断言，情报机构所收集的大量数据中“99%是无用的”。他给出的理由是，庞大的信息量会使分析员难以应对，从而不可能挑选出与特定威胁相关的数据。这种警告在此前也已被多次提出，但其可能的结果却并未得到重视—实际上，情况还愈演愈烈。2009年圣诞节发生了一起针对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航班的爆炸未遂事件，随后奥巴马总统本人也承认情报过多是个问题：“这次反恐行动失败并不是因为收集不到情报，（而是）没能对已有情报进行整合与解读。”29一位法国反恐官员对此评论道：“我们刚刚克服了对美国情报收集能力的广度与深度的羡慕与敬畏，就开始感到庆幸，不必去处理由此带来的不可能处理得过来的信息量。”30
第七章 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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